同时，这位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认为更为不易的是，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少令人欣喜的新趋势，“经济结构在持续改善，增长的质量在提高，经济内生的新动力开始集聚，新经济成长速度加快，创新创业蔚然成风。可以说，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预期比较强烈。”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经过多次大量的一线企业调研发现，目前中国经济在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四方面趋势性新特征。

　　增长支撑出现转换

　　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7%，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2.5个百分点；投资增速上，第二产业增长13.7%；第三产业增长17.4%，三产投资增速高于二产3.7个百分点。

　　从趋势性方向观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三产的比重在继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速度快于工业，“这是继去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第一次超过工业以来，继续延续这样的趋势。”

　　不仅如此，工业内部结构调整也在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非常明显。

　　具体表现为，传统产业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上半年钢铁行业投资下降8.4%，粗钢、有色金属、水泥产量增长分别放缓至3%、5.4%和3.6%。压缩过剩产能取得进展。与此相反，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前8个月同比分别增长12%和11.1%，明显高于规模以上工业8.5%的整体增速。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成良好态势。新兴服务业继续领跑经济增长，1～8月，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26%，快递服务业业务量同比增长52.7%，信息消费增长18%。文化创意、科技服务等也迅猛发展。

　　为卢中原尤为关注的，则是在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新增就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且远超预期目标。经济增长速度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7.8%和7.7%，连续两年低于8%，但城镇新增就业不降反增，不但均超过900万人，而且分别超出目标360万人和410万人之多。

　　“过去我们说保‘8’是为了保就业，但那是过去老的体制、结构、思路、观念了。”卢中原表示，新增就业比预期目标高出这么多，吸纳就业的显然不是第一和第二产业，而是第三产业。

　　在其看来，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表明服务业发展活跃，“非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一直处于65%左右，即使在制造业下行的时候，服务业的PMI也在50%～55%之间，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郑新立补充说，去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了2.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降低了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降低0.2个百分点，“如果保持这样的结构调整态势，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每年按2个百分点上升，5年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可以由现在的40%提高到50%，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需求结构日渐均衡

　　今年以来，投资增速继续高位放缓，出口增速换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一至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8.5%，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7个百分点左右，经济再平衡的态势比较明显。

　　“这是中国多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的态势开始出现。”对于需求结构发生的变化，卢中原认为，这是多年求之不得的新变化。过去的经济增长，投资和出口所占比重很大，中国经济一度被贴上了出口依赖或是投资依赖的标签。

　　卢中原进一步解释说，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而且在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中，目前我国消费的内需已经超过了投资的内需，“年度经济增长能否稳定，关键看动力来源是否稳定、协调。现在我们发现，2009年以来这三大需求关系越来越趋于合理。”

　　比如，48.5%的消费贡献率，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7个百分点。这也与城乡居民收入密切相关。前三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8527元，同比名义增长11.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远高于7.4%的GDP增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044元，同比名义增长9.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59，比上年同期缩小0.05。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除此之外，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和土地流转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将最终助推低收入群体“有钱花和有钱敢花”，实现对经济增长最稳定的支撑。

　　进一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乃是未来的政策方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需要进一步落实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措施，“只有把中小微企业的困难解决了，促进其发展了，就业才会真正增加，居民收入才能真正提高。”

　　在贺铿看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真正的“马车”是居民消费和进出口，“投资是根据消费增长和出口增长而配套的生产规模，如果一味把投资当做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会严重扭曲分配结构。”

　　区域结构呈现协调新局面

　　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5%，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8.0%，中部地区增长8.5%，西部地区增长10.6%。西部增长速度快于中部，中部又快于东部。固定资产投资也呈现相同势头，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14.9%，中部地区增长17.8%，西部地区增长17.9%。

　　总体上看，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增强，东部地区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的引领作用更加明显，中西部地区在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后发优势继续得到发挥。

　　从区域内部结构变化看，卢中原注意到，尽管经济增速在放缓，但东部地区的PMI活跃度高于投资增速更高的中西部地区，“正是由于发展的压力，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正在东部地区生成。”在此过程中，东部地区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加速技术创新、推进产业变革、发展民营经济、鼓励产业迁移等，由此也带来了增长模式、盈利模式、商业模式、体制机制的变革。

　　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也逐渐在摆脱长期依靠资源密集优势、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增长模式。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就在9月初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调结构最重要的就是要按照科技革命、科技创新驱动的新趋势推动产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按产品的生命链条，上中下游集聚形成一体化发展。”

　　权威人士更是以亮点纷呈来描述当前的区域发展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将大大拓宽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也将实现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例，国务院已经提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四大战略定位。

　　国际收支平衡正在改善

　　而且，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出口结构也出现了趋势性的正向调整。

　　“从短期看，我们今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的顺差和资本账户的逆差同时出现了。这意味着国际收支平衡可以改善。”卢中原说。在此之前，中国面临的通常是经常账目和资本账目双顺差，带来大量外汇储备的增加，同时也带来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压力。

　　比如，“资本项下出现逆差，说明我们走出去投资的能力增强了。走出去的多于引进来的，自然就出现了逆差。而经常项下还是顺差，说明我们的出口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卢中原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说。

　　与此相关，中国经常项目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在下降。以往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达5.9%，并在2007年一度升至10%以上。近年来占比逐年下降，2010年回落至4%，2011年降至2.8%，2012年进一步降至2.6%，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2.1%。已经连续三年低于欧盟定的3%的国际标准。

　　“2007年我们贸易顺差占GDP高达10%的时候，国际上说我们依赖出口，我们确实有短儿让人家拿住了，这是不能回避的。短短几年间，从10%调到3%以下，这是我们转型的成果。”卢中原指出，国内为此淘汰落后产能、关停落后企业、不少农民工返回原籍，也的确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贸易结构也因此出现了积极变化，出口结构明显改善。目前，一般贸易比重由最低时的43%上升到53%，上升了10个百分点。加工贸易的比重由57%降到47%。

　　受访专家指出，过去西方一些国家总在压迫人民币升值，但在加工贸易比重很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转型难以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加工贸易是用外币计价，然后直接出口到国外市场，人民币币值不能在加工贸易上体现。促进中国经济转型，首先还得靠内部的结构调整、体制变革、政策和理念的转变等。”

　　“多年来，中国一直期望着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现在加工贸易比重终于降低了。在一般贸易比重越来越大时，人民币币值变化对中国经济调整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卢中原最后告诉本刊记者，适应新的变化，政策思路相应也需要调整。但不管怎样，国际收支平衡正在改善，出口结构的改善是中国经济转型取得实质进展的重要体现。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拍卖行业协会